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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实践周报(11.17-11.23)

发布时间:2016年11月25日 10:54  出处/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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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本期国际法周报聚焦:国际刑事法院将调查美军在阿富汗战争罪行、取消“港独”资格议员之争、“一带一路”写入联合国决议、杨秀珠自首、俄罗斯撤回《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签署、马拉喀什气候变化大会、越南停推TPP、土耳其可能加入上合组织。

国际法实践周报

(11.17-11.23)


本期专题包括——

一、国际刑事法院将要开撕美军与中情局了吗?

二、取消“港独”议员资格之争,香港立法会和高等法院是怎么撕的?


本期简讯包括——

一、联大首次将“一带一路”写入决议,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安全环境

二、“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从美国回国投案自首

三、俄罗斯撤回《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签署

四、马拉喀什气候变化大会落幕,通过《马拉喀什行动宣言》

五、越南宣布正式停推TPP

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可能放弃欧盟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以下是专题部分——


一、国际刑事法院将要开撕美军与中情局了吗?

2016年11月14日,国际刑事法院(ICC)首席检察官法图•本索达发表了《2016年年度初步审查报告》,报告概览了检察官办公室(OTP)在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之间对可能开展正式调查的十个情势的初步审查活动(preliminary examination),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检察官对驻阿美军和美国中情局(CIA)在阿富汗犯下战争罪的指控。

小贴士

OTP的职责是确定某一情势能否满足《罗马规约》(以下简称“《规约》”)中的法律标准,并以之作为自己开展调查的正当化依据。为此,OTP可依照规约标准和可得信息对其关注的所有情报和情势开展初步审查。初步审查活动是OTP完成ICC使命最有效率的方式,其目的是确定是否存在对情势开展调查的合理根据,在此过程中检察官应当考虑(并仅应考虑)以下三个因素能否满足:管辖权、可受理性和司法公正。然而须要特别指出的是,OTP在初步审查阶段不享有调查权力,审查建立在可获得的事实和信息的基础上,故其结果仅具有初步性,若出现新事实或证据,可能须要对结果进行重新考虑。

本专题将首先介绍这项指控的背景,随后对其进行法律分析,最后结合内外因素分析这一指控的现实可行性。

(一)事件背景

911事件后,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阿富汗多次开展针对塔利班的空袭和地面行动,直接导致了2001年年底塔利班政权的崩溃。在阿富汗战事几近结束时,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积极推动阿富汗政权重建,促成《波恩协定》的签署和阿富汗临时政府的成立。虽然新的过渡政府得以在6个月后建立,阿富汗境内一些地区依旧冲突频仍,针对这一局势,联合国安理会在1386号决议中宣布组建国际安全援助部队。2003年后,塔利班和其他武装团体卷土重来,在以阿富汗南部和东部为主的地区滋长势力。最迟自2005年5月起,阿富汗南部和东部地区塔利班、政府军和国际军事力量之间的武装冲突进一步加剧,冲突很快蔓延到了包括喀布尔周边的阿富汗北部和西部地区。2014年12月,部署在阿富汗协助政府军的国际武装结束了战斗任务,然而尚有数量较小的军队留在阿富汗境内继续执行训练、建议、协助等任务。

(二)ICC能否对驻阿美军和CIA的行为行使管辖权?

OTP认为,存在合理根据确信驻阿美军在CIA的秘密羁押中心犯下了战争罪,那么ICC能否对此事件行使管辖权呢?

根据《规约》第12(2)(a)条,ICC可以管辖发生在缔约国境内的行为。阿富汗于2003年2月10日交存其签署《规约》的文书,所以若规约提到的犯罪发生在阿领域内或由阿公民做出,且发生在2003年5月1日后,ICC就有权对其行使管辖权。

小贴士

条约是国家间的合同,未经国家同意,条约原则上对一国无拘束力。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11条,同意的方式有签署、交换文书、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等。《规约》第125条规定,“本规约须经签署国批准、接受或核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于2000年签署了《规约》,但后来为防止美国国民因政治原因被不当起诉,小布什总统撤回了此项签署,因此由于美国国会未批准《规约》,美国并不是《规约》缔约国。

但出于人道主义和人权保护的考虑,一些特殊类型的条约具有域外适用的效力(以战时法和人权法为典型),主要包括三种模式:规制缔约国在其控制的他国领土上的行为、规制缔约国国民对他国国民做出的行为、规制他国国民在缔约国领土上的行为。《规约》规定“ICC可以管辖发生在缔约国境内的行为”即上述第3种域外适用模式。故虽然美国不是《规约》缔约国,其在阿富汗境内的行为仍可能受到ICC管辖。

依照《规约》第13条和15条,检察官可以对涉嫌犯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的情势开展调查。美军和CIA的成员在讯问被羁押者和进行讯问协助行为的过程中采用了一些特殊手段,涉嫌违反《规约》第8(2)(c)(i)、(2)(c)(ii)和(2)(e)(vi)条,从而构成以酷刑、虐待、损害个人尊严、强奸形式表现的战争罪。

《犯罪要件》(Elements of Crimes)是对《规约》列举的四类犯罪进行解释的文件,其明确了犯罪认定的具体标准。《犯罪要件》规定,构成《规约》第8(2)(c)(i)、(2)(c)(ii)和(2)(e)(vi)条的罪名均须满足两个条件:
(1) 行为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情况下发生并且与该冲突有关;
(2) 行为人知道据以确定存在武装冲突的事实情况。

阿富汗的情势通常被认定为发生在阿政府部队和非政府武装之间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国际力量对阿过渡政权的支持并未改变冲突的非国际性。美国的罪行不是对少数孤立个体出的,且虽然涉案的讯问手段最初是获得批准的,但后来相关权威机构叫停了这种讯问手段,然而事实上该手段的采取并未结束。犯罪的目的是通过虐待或暴力的讯问手段获取情报,从而服务于美国在阿富汗冲突中的目标,且所有罪行都与阿富汗冲突有联系。

基于以上原因,ICC能对驻阿美军和CIA的行为行使管辖权。

(三)此案是否具有可受理性?是否满足司法公正的要求?

OTP从补充性(complementarity)和严重性(gravity)两个角度分析可受理性问题。

《规约》第1条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对国家行使管辖权起补充作用。”因此美国民事和军事法庭可以优先对美国公民在域外实施的、ICC管辖权内的犯罪行使管辖权。OTP根据其获得的信息断言,美国国内对此问题的救济不够充分,理由包括:
(1) 有关该事件和行为人的公开信息十分匮乏;
(2) 美国国内的指控不能指向虐囚的特定行为人;
(3) 虽然美国司法部(DOJ)曾在2009年到2011年间对虐囚指控开展了初步审查,但其仅针对CIA工作人员是否有采用未授权的讯问手段,换而言之,只要“善意地”按法律顾问办公室有关讯问被羁押者的法律指南进行讯问,行为人就不会被起诉。

小贴士

事实上,美国司法部长仅对两起被羁押者在CIA羁押期间死亡的案件进行了全面调查,最后也未导致进一步的民事或刑事起诉。不过OTP也承认其尚须获得更多有关DOJ初步审查和调查范围的信息,才能得出此案具有可受理性的确切结论。

为证明案件的严重程度已达到受理门槛,OTP提出四点论据:受酷刑对待的人数很多、酷刑对个人的不良影响深远、犯罪行为受到美国政府高层认可、犯罪行为是深思熟虑后故意作出的。

因此,考虑到OTP的授权、《规约》的目的与宗旨、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和受害者的利益,OTP认为对此案开展正式调查符合司法公正的要求。

(四)美国的回应

《报告》发表后一日,美国国务院对此作出回应,认为ICC的调查“既不正当,也没必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伊丽莎白•特鲁多表示,“美国坚定地致力于战争法的遵守,美国国内健全的调查和问责制度已经远超国际标准。”

美国前战争罪相关问题巡回大使斯蒂芬•拉普认为,美国在ICC被起诉是“非常非常不可能的”,即使ICC批准开展调查,早期焦点也会集中在塔利班犯下的更为广泛严重的罪行上。

另外,正如美国凯斯西储大学法学院教授迈克尔•沙尔夫所说,一方面,如果美国在国内军事或民事法庭善意展开了调查和起诉程序,那么ICC就不再能对美国行使管辖权,另一方面,ICC只管辖全球最严重类型的犯罪行为,而美国虐囚行为的受害者人数较少,或许并不能达到管辖门槛。

(五)ICC面临的现状

2015年6月,南非政府被指藐视ICC,允许涉嫌犯有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的苏丹总统巴希尔离开南非返回苏丹。同年10月,南非声称自己将退出ICC,并在今年10月向联合国提交通知,正式启动退出ICC的程序。作为ICC最早的支持者、倡导者以及非盟的创始成员国,南非此举掀起了轩然大波,然而其实东非国家布隆迪才是第一个宣布退出ICC的国家,紧跟南非,ICC首席检察官本索达的祖国冈比亚也在同一周内宣布了退出ICC。

ICC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一直十分微妙。非洲是千禧年前后武装冲突发生最为密集的地区,武装冲突期间层出不穷的侵犯人权事件让非洲成为了“ICC最喜欢的顾客”。自其于2002年成立以来,ICC所有已结案件都指向非洲,目前正在进行的十项调查有九项关于非洲。这引发了非洲国家的强烈不满,它们抗议道:西方国家是发生在非洲境内的一系列武装冲突的始作俑者,现在却通过ICC杯葛非洲国家,同时,许多指手画脚的国家并非《规约》缔约国,因此几乎可以免受ICC管辖,这就像是在说“我是法官,但我和我的孩子不受法律约束”;ICC本应促进地区和平,而今染上了浓厚的政治和种族歧视色彩,实行双重标准,反而成为了冲突的制造者。

一周内三个非洲国家接连宣布退出ICC是否会在非洲制造更大的多米诺效应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ICC近年来将关注焦点扩大到非洲以外地区的尝试也让其陷入了更深的泥淖。在前述《报告》中,OTP就克里米亚事件指责俄罗斯未经乌克兰政府允许控制乌部分领土,该报告发布后两天,普京即责成外交部向联合国秘书长发出通报,宣布撤回其对《规约》的签署。此前,ICC声称将对菲律宾“禁毒战争”中出现的大规模伤亡开展调查,于是在俄罗斯撤回签署后一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示不排除菲律宾也会退出ICC。

小贴士

俄罗斯于2000年9月13日签署《规约》,但国家杜马未批准该规约,即俄罗斯并非《规约》缔约国,因此仅能说俄罗斯“撤回对《规约》的签署”或“拒绝加入《规约》”,常见的所谓俄罗斯“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表述是不准确的。

菲律宾的情况则不同,其于2011年8月30日将批准书交存联合国秘书长,即日起成为《规约》缔约国,受条约拘束,且享有退出条约的权利。

虽然非洲国家似乎还不能运用ICC“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它们通过退出《规约》释放了长期积蓄的怒火,加上ICC扩大调查地域范围过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国际社会开始质疑这一机制是否还能长存下去。但无论如何,全球合作打击国际犯罪永远是有利于全人类福祉的选择。

主要参考文献

1. Chikeziri Sam Igwe, ‘The ICC’s Favourite Customer: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2008) 41 (2) CILJSA 294-323.
2. Ifeonu Eberechi, ‘Armed Conflicts in Africa and Western Complicity: A Disincentive for African Union's Cooperation with the ICC’ (2009) 3 (1) AJLS 54-55.
3. Marko Milannovic,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Human Rights Treaties: Law, Principles, and Policy (OUP 2011) 123-26.
4.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tatement by the Russian Foreign Ministry’ (16 November 2016).
5. Theodor Meron, ‘Extraterritoriality of Human Rights Treaties’ (1995) 89 (1) ASIL 78-79.
6. The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Report on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Activities 2015.
7. The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Report on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Activities 2016.

作者:林奇漫(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方向硕士研究生)


二、取消“港独”议员资格之争,香港立法会和高峰法院是怎么撕的?

(一)事件背景

此次“宣誓风波”的起因是梁颂恒和游蕙祯两人于10月12日在立法会宣誓时的辱华言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裁定他们的宣誓无效,并准予在10月19日重新宣誓。但是在重新宣誓前一天,政府入禀司法复核,推翻立法会主席决定,禁止梁颂恒和游蕙祯再度宣誓。

11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法官区庆祥裁定,取消梁颂恒和游蕙祯二人立法会议员资格。

小贴士

香港的司法覆核程序(Judicial Review)
在香港,所谓的“司法覆核”全称为“高等法院司法覆核程序”,《高等法院规则》(第4章,附属法例A)第53号命令规定了司法覆核程序。根据该命令,司法覆核的对象是
(a) 某成文法则;或
(b) 关乎行使公共职能的决定、行动或没有作出作为;

第53号命令第3(1)条规则规定,司法覆核的申请只可在获得法院许可后提出。第3(7)条规则规定,除非法院认为申请人在申请所关乎的事宜中有足够权益,否则不得批予许可。这通常是指申请人是否有所需的身份及地位提出申请。第4(1)条规则规定,有关申请必须在申请理由首次出现的日期起计3个月内提出。

(二)香港司法复核与立法会之制衡

通常情况下香港法院会秉持司法克制原则,不会随意介入议会的运作,但是当申请人在申请所关乎的事宜中有足够权益,且议会的运作涉嫌违反了法定程序,或者议会制定的条例涉嫌违反《基本法》时,香港法院当然可以基于申请人司法复核的申请介入。

在“港独”议员宣誓案中,梁先生及游小姐提出反对司法复核申请的主要理据之一便是不干预原则。不干预原则源自英国实行的三权分立原则,法庭认为,三权分立原则的应用范围及限制必须受限于并考虑到不同司法管辖区的特殊情形,特别是该司法管辖区有明文宪法的情况。

此前,数届立法会议员宣誓就任时也曾出现争议,但从未有议员因而被褫夺资格。法庭之外,不乏指责此次香港高等法院的做法违反了三权分立的声音。目前并无法定条文订明能否及在何情况下可寻求针对立法会的司法复核,现在不妨让我们将判例作为指引,概述香港司法权制衡立法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过去数年曾有多宗向法院提出针对立法会、立法会主席、立法会秘书、立法会议员及担任专责委员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展开司法复核程序的许可申请。根据每名申请人寻求司法复核所涉及的事项,有关案件可分为2类:
(1)与立法会内部运作有关的案件;
(2)与立法会所制定的条例有关的案件;

1、与立法会内部运作有关的案件 

郑家纯及另一人对李凤英议员及其他人士一案(CHENG KAR-SHUN AND ANOTHER v. HON LI FUNG-YING, BBS, JP AND OTHERS, HCAL 79/2009)

基本事实:2008年12月10日,香港特区立法会通过决议,授权主席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事规则》第78条第2项,委任包括主席、副主席和10名委员共12人组成的专责委员会,负责调查前香港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常任秘书长、房屋署署长梁展文在职期间所参与的重大房屋或土地政策以及根据该政策做出的决定是否与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存在任何潜在或实际的利益冲突和其他相关事宜。随后该委员会根据《立法会(权力和特权)条例》第382章第9条第2项行使该条例第9条第1项所赋予的权力,先后两次抉定传召新世界公司高管郑家纯和梁志坚出席参与聆讯,并要求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郑、梁对此表示异议,入禀高等法院提请司法复核。

申请人主要争辩点是,质疑委员会有否就个别企业及私人事务进行调查和传召证人出席聆讯的权力,请求高等法院判决传召令无效。

小贴士

《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第382章)第9条 命令证人列席的权力
(1)除第13及14条另有规定外,立法会或其常设委员会可命令任何人到立法会或该委员会席前,作证或出示其所管有或控制的任何文据、簿册、纪录或文件。
(2)第(1)款授予常设委员会的权力,可由任何其他委员会行使,但该委员会须为立法会藉决议特别授权就决议中指明的任何事项或问题而行使上述权力者。

法院就此事作出决定时,首先要处理的问题是,究竟法院是否有司法管辖权介入立法机关的内部运作。法庭提到了2007年梁国雄诉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及律政司司长案,该案涉及立法会及其《议事规则》中禁止议员提出会对公款造成负担的规定是否超越《基本法》第74条的权限的问题。当时负责审理该案的夏正民法官裁定,《基本法》确认立法会是根据《基本法》成立的主权机关,只要立法会在行事时并无抵触《基本法》,便无需对任何外部机关负责。

小贴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74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根据本法规定并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法律草案,凡不涉及公共开支或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者,可由立法会议员个别或联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事规则》第31条议案及修正案的规限
 (1) 立法会主席或全体委员会主席如认为任何议案或修正案的目的或效力可导致动用香港任何部分政府收入或其他公帑,或须由该等收入或公帑负担,则该议案或修正案只可由以下人士提出——
 (a) 行政长官;或
 (b) 获委派官员;或
 (c) 任何议员,如行政长官书面同意该提案。

郑家纯案主审法官张举能最后总结认为,一般而言,香港特区法院不会干预立法会的内部运作,但在特殊情况下,当出现立法会在处理事务时是否抵触《基本法》条文的问题时,法院确有司法管辖权介入。他强调行使此项司法管辖权时必须非常克制,并顾及《基本法》赋予政府不同机关不同的宪制角色。

因此,郑家纯案确立了两项原则。其一,除非抵触《基本法》,否则立法会对处理本身的事务有独有控制。其二,当有否抵触《基本法》的问题出现时,法院只会在必须介入以维护《基本法》至高无上的地位时才介入。

2、与立法会制定的条例相关的案件

吴嘉玲及其他人对入境事务处处长案(FACV000014Y/1998)

基本事实:由于殖民地时代的入境条例与《基本法》第24条第1段等的规定有所差异,不少其父母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人士,以往需要申请单程通行证。但是按照《基本法》第24条第1段第3项的规定,这些人士于1997年7月1日后享有进入香港且不被遣返的权利。在七月第一个星期,约有400人向入境事务处自首,并向时任处长叶刘淑仪声称基于第24条第1段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但政府拒绝给予他们永久居民资格的证明。

申请人的主要争辩点是,其根据《基本法》第24条享有作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居留权,并挑战入境事务处处长根据《1997年入境(修订)(第3号)条例》(下称《第3号条例》)所施行的计划。

小贴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4条第一段节选
第二十四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简称香港居民,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
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为:
(一)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
(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的中国公民;
(三)第(一)、(二)两项所列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

1997年《人民入境(修订)(第3号)条例》
任何人如属以下任何一项,即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 
(a)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而在其出生时或其后任何时间,其父亲或母亲已在香港定居。
(b)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通常居于香港连续7年或以上的中国公民。
(c)(a)或(b)项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而在该子女出生时,其父亲或母亲已享有香港居留权。
 
1999年,终审法院裁定此项规定抵触《基本法》,施加此项规定的条文无效。终审法院以下文申明其司法管辖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院在行使《基本法》所赋予的司法权力时,有责任执行及诠释该法。他们毫无疑问拥有司法管辖权研究特区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或特区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符合《基本法》,若发现有抵触之处,便裁定其无效。

该案确认了任何抵触《基本法》的条例均属无效的原则,即越权原则,任何超越《基本法》权限的条例均属无效。所以一项由立法会合法制定、但包含抵触《基本法》的条文的条例就所抵触的范围可以被宣布无效。

律政司司长对邱旭龙及另一人案(SECRETARY FOR JUSTICE V. YAU YUK LUNG ZIGO AND ANOTHER 2007/10 HKCFAR 335)

基本事实:2004年4月,两名男子丘旭龙和李锦全,被发现在偏僻公路上停泊的私家车中发生性行为。他们随后被警方落案起诉触犯《刑事罪行条例》第118F(1)条,罪名是“非私下作出同性肛交”。荃湾裁判法院裁判官嘉理仕(John T. Glass)裁定第118F(1)条违反《基本法》第25条,歧视男同性恋者,裁定撤销该项控罪。律政司司长最终上诉至终审法院。

被告的主要争辩点是,《刑事罪行条例》第118F(1)条违反《基本法》第25条和《人权法案权利》第22条。

小贴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5条
第二十五条 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香港特别行政区人权法案条例》第22条
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且应受法律平等保护,无所歧视。在此方面,法律应禁止任何歧视,并保证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护,以防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或其他主张、民族本源或社会阶级、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而生之歧视。

邱旭龙案是另一个显示越权原则运作的例子。此案中香港终审法院确立了针对性倾向歧视的司法复核标准。终审法院李国能首席法官在其判决中表示,根据《基本法》第25条“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及《人权法案条例》(第383章)第22条“在法律前平等及受平等保护”基于性倾向的歧视明显违反《基本法》,性倾向在该两项条文中属于“其他身份”。

(三)总结

司法复核与议会自主之间必然会存在张力,关键在于平衡,而这也是三权分立的真正精髓。通常情况下,法院会秉持司法克制原则,不会干预立法会的内部运作,但是当出现与《基本法》规定相违背的情形时,法院有权介入,并根据《基本法》进行司法复核。此次两位议员在立法会宣誓时的不当言行,不仅涉嫌违反《基本法》第104条,更关乎“一国两制”的尊严!因此,香港高等法院完全有权受理该司法复核的申请,并作出裁判。

主要参考文献

1. 秦前红,付婧,在司法能动与司法节制之间——香港法院本土司法审查技术的观察[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8):106—115 。
2. 李昌道,香港“无证儿童”诉讼案介绍[J],《政治与法律》,1999(4):71—76.
3. 吳靄儀,法庭對立法會的司法管轄權[N],明報,2014-7-29。
4. 立法會,司法覆核與立法會(LS73/10-11號文件)。

作者:陈亭君(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国际公法方向硕士研究生)


以下是简讯部分——

一、联大首次将“一带一路”写入决议,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安全环境

11月17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经协商一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决议,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凝聚援阿共识,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向阿富汗提供援助。决议欢迎“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敦促各方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加强阿富汗及地区经济发展,呼吁国际社会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

联合国大会此次决议首次写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193个会员国的一致赞同,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普遍支持。

小贴士

A/RES/71/9号决议原文链接: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71/9&referer=http://www.un.org/en/ga/71/resolutions.shtml&Lang=C

二、“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从美国回国投案自首

2016年11月16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经中央有关部门和浙江省追逃办密切协作,潜逃海外13年之久的“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杨秀珠归案是中美反腐败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杨秀珠外逃美国后,中方通过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反腐败工作组渠道向美方提出协助遣返杨秀珠的请求,并提供了相关证据和线索,美方遂将其逮捕并羁押。2014年7月,羁押在狱的杨秀珠向美国政府提出“避难”申请,案件移送移民法庭审理。2014年12月,杨秀珠案被确定为中美5起重点追逃案件之一,双方指定专人,集中力量突破。中美联合工作组多次开展实地调查取证,杨秀珠涉案资产被依法冻结和追缴,案件不断取得重要进展。2016年7月11日,杨秀珠请求美方撤销“避难”申请,正式提出愿意回国自首。
 
(图片来源:http://www.ccdi.gov.cn/xwtt/201611/t20161116_89646.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小贴士

目前中美两国间没有引渡条约。中美通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以及APEC反腐执法机构网络等国际平台进行追逃追赃合作。

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JLG)于1998年5月成立。2000年6月,《中美司法协助协定》签订。近年来,中美两国在刑事司法协助领域的合作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不但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协作关系,而且在相互协助调查取证、追缴被非法转移的犯罪所得、相互通报有关犯罪情报和对逃犯的监控及缉捕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三、俄罗斯撤回《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签署

2016年11月16日,俄罗斯宣布正式撤回对《罗马规约》的签署。俄罗斯曾签署了《罗马规约》,但从未批准加入。在2016年11月16日签署的一项命令中,俄罗斯总统普京命令外交部告知联合国此项决定。俄外交部当日也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国际刑事法院辜负了国际社会对它寄予的希望,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有威望的执法机关,其工作是片面的、无效的。

小贴士

《罗马规约》第一百二十五条
……
(二) 本规约须经签署国批准、接受或核准。批准书、接受书或核准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十四条    
一、遇有下列情形之一,一国承受条约拘束之同意,以批准表示之:
(甲)条约规定以批准方式表示同意;
……

四、马拉喀什气候变化大会落幕,通过《马拉喀什行动宣言》

2016年11月7日至18日,第22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举行。本次气候大会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里程碑式文件《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正式生效后的第一次缔约方大会。
 (图片来源: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7138)

11月18日,各缔约国代表在会议落幕时发表《马拉喀什行动宣言》,宣称将进入就气候变化“履约和采取行动的新时代”。《宣言》表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全球的势头非常强劲且不可逆转,政府、科学界、商业和所有类型及不同层次的全球行动都在将这一势头推向前进。《宣言》呼吁各方在良好势头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就气候变化采取适应行动,在2030年前实现确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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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1992年5月9日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的公约,于1992年6月4日通过。它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于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2016年4月22日在纽约签署、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它是继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京都议定书》之后,人类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国际法律文本。

五、越南宣布正式停推TPP

11月18日,越南政府宣布,基于美国选后的政治变化,越南将停止寻求国会核准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越南总理阮春福表示:“美国已经宣布暂停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送交国会审议,因此越南没有要求批准此方案的充分条件。”不过他说,河内仍希望能继续同华盛顿维持良好关系。
 
(图片来源:http://pinglun.eastday.com/p/20161119/u1ai100648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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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P4)。《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从2002年开始酝酿,是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的一组多边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目前,其签署国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所涵盖的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比重的40%,其中美国的经济规模约占12个签署国GDP总额的三分之二。 

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可能放弃欧盟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2016年11月20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不应该执着于进入欧盟,他同时提出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俄罗斯和中国的欧亚安全联盟成员的想法。在结束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后,埃尔多安告诉记者,土耳其应该在“入欧”问题上“放轻松”,不应忘记除了欧盟还有其他选择。他表示,欧盟目前正在萎缩,英国“脱欧”就是例证。埃尔多安说,他已就加入上合组织问题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进行了探讨。目前,土耳其为上合组织的对话伙伴国。

 
(图片来源: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11/97063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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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1987年正式递交加入欧盟的申请,但欧盟认为,土在人权、自由等方面“未达标”,尚未批准其加入。自今年7月挫败军事政变以后,土耳其政府发起的大规模清洗行动至今没有停止,引发欧盟方面的不满。11月14日,埃尔多安表示,如果欧盟无法在年底之前就继续还是中断土耳其入盟谈判作出决定,土耳其将采取全民公投的形式来决定是否继续要求加入欧盟。

作者:

郭紫璇(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本科生)、赵洋(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本科生)、岳汇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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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国际法促进中心(CI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