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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在德国的历史剪影

发布时间:2017年01月12日 09:00  出处/来源:中国法学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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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我们当代所用的“知识分子”(Intellektuelle)这个词,出现的历史也并不算长。将时间拨回到十九世纪末的法国,在由乔治·克莱蒙梭(Georges Clemenceau)所有的左派报纸《震旦报》(L’Aurore)中首次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代称包括科学技术家、哲学家、艺术家和作家在内的一类人。这些法国文化界的精英在得知了震惊法国的德雷福斯冤案(Affair Dreyfus)后,纷纷针对这不公不义的判决向政府和军方联署请愿表达抗议。那么德国知识分子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其与法国知识分子有何区别?本文即是德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简述。

公共知识分子在德国的历史剪影

(原文题目:Die Neuen Denker

 

克里斯多夫·施蒂茨尔(Christoph Stölzl

李目臣编译

 知识分子一词的法语是“Clercs”,这个词的本意是指中世纪时期在教会或修道院里的人员,而这些人掌握着书写的技艺和意见表达的特权,他们试图用精神和意志的力量来构建这个世界。但是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世界更多是被当权者的利剑所宰制。而且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人们也大多更倾心于那些叱咤一时的圣主明君,而那些整日笔耕不辍的知识分子则多瑟瑟地缩成了纸上一个小小脚注。

而知识分子的历史,也正是诞生在暴力和意志的激烈对峙中。我们当代所用的“知识分子”(Intellektuelle)这个词,出现的历史也并不算长。将时间拨回到十九世纪末的法国,在由乔治·克莱蒙梭(Georges Clemenceau)所有的左派报纸《震旦报》(L’Aurore)中首次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代称包括科学技术家、哲学家、艺术家和作家在内的一类人。这些法国文化界的精英在得知了震惊法国的德雷福斯冤案(Affair Dreyfus)后,纷纷针对这不公不义的判决向政府和军方联署请愿表达抗议。

德雷福斯上尉之所以蒙受不白之冤,是因为当时弥漫在整个西欧的沙文主义和反犹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在一个小人物身上得到了赤裸裸的发泄。而法国文化界的呼喊则代表了人类理性和博爱的新时代序章,如同一道阳光刺破了蒙昧的迷雾。从那之后左拉所写的《我控诉!》(J’accuse)成就了法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荣誉,它像是一份宣言书,表达了人类良知对于世俗政治的诉求。这份传统一直到保留到如今的法兰西,公共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一个标签,更是一种荣誉,而法国文化界表现出的种种作为也证明他们值得拥有这一头衔。整个二十世纪即便是在人类社会最凶险的时候,法国的知识分子还是坚持不懈地通过报纸、杂志、传单甚至地下电台向公众呼唤希望。他们的声音传遍了整个世界,直到如今依旧久久回响。同时我们不应当忽视的是这些法国人对于权力、金钱和世俗荣誉的漠视,例如对萨特、加缪和福柯等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所追求仅仅是表达意见,而不是成为 “意见领袖”。

与法国相比,同时代的德国知识分子就要逊色的多。就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所说的那样,德国的文化人似乎更偏向于维护当局的权威性(machtgeschützte Innerlichkeit),而这种社会氛围毫无疑问不是诞生法国式公共知识分子的沃土。同时,德国的知识分子同一般的无产阶级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因此在整个近代工运史上,德国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相当有限。更糟糕的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知识文化界在疯狂的民族主义裹挟下一起堕落了。

当时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无视国际法悍然侵略永久中立国比利时,这件事情没有任何正当性可言,因此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同声谴责。德国知识分子几乎是毫无迟疑地就同军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站到了一起,由九十三位德国文化名流联名发表的《致世界文化界》(An die Kulturwelt),公开替政府狡辩,说这场战争是强加在德国身上的“自卫战争”,这其中还包括了伦琴和普朗克。

一战后的魏玛共和国情况有所改善,但是也不容乐观。不同于他们的英美法同行们,德国的知识分子心心念念地将民族主义一直置于显眼的位置。像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这样的和平主义者算得上稀有物种了。当然不管怎样,在德国知识分子心里,民主和理性慢慢地也被视为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美德了。但是,随着1933年整个德国滑入纳粹独裁的深渊,也直接证明了这种民主理性竟然是如此脆弱。整个第三帝国时期,纳粹对于德国乃至世界文化界的摧残在这里就不加以赘述了,一言以蔽之,纳粹将德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在肉体和精神上彻底拔除了。

战后,在废墟中重建中,德国的知识分子终于明白了向当权者妥协的结果似乎总是事与愿违。德国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兰西式的独立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独立运作的大众媒体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表达意见的平台。在风云激荡的上世纪六七十年,德国知识分子在诸如战后再军事化、国家紧急状态法和原子能等公众议题上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德国的学者们终于走出了自己的象牙塔,向民众表达了自己的声音。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看到了德国知识分子的进步,但是由于德国自身的历史传统,我们还是有必要时刻警醒。诚如柏林的社会学家穆勒教授所言,在很多德国人眼中公共知识分子尽是些哗众取宠地在鸡蛋里挑骨头,处处和当权者作对的麻烦制造者,这就无意间使得那些政府豢养的专家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因此在这个知识和资讯爆炸的开放社会,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又面临着新的挑战,知识分子要时刻提防整个国家在专业的伪装下滑向“专家专制”(Expertokratie)。如何维护社会的多元和理性是这一代德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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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绘画:共和到来 作者:Janet L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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