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少年司法的法庭布局

狄小华  谷平

[摘   要]庭审布局虽是控、辩、审三方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和旁听人员在法庭空间位置上安排， 但却反映着诉讼不同的价值选择和目标追求，影响着诉讼参与人的心理与行为。以促进罪错少年回归 健康成长之路为目标的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强调通过罪错少年承担责任，修复受罪错行为损害的社会关 系，因而，其庭审布局不同于我国现行“小成人”刑事司法，也有别于西方少年司法福利模式和刑事模 式，而呈现出“圆形桌”、“长方桌”和“三角桌”不同布局，以适应处理不同类型少年罪错案件的需要。

[关键词]少年司法；特殊保护；形式多样；法庭布局

法庭布局作为诉讼构造的表征，不仅反映着一个国家的司法技术水平,而且折射出一个国家的诉讼理念的先进与落后。所谓法庭布局是指参与庭审的控、辩、审三方，书记员、其他诉讼参与方及旁听人员 等席位，在空间位置上的安排。庭审如同演出,旁听人员是观众，当事人、公诉人、律师、证人、法官等是演员，法庭是演出的舞台，程序法则是演出的剧本。庭审舞台如何布局，特别是控辩审三方的位置如何 摆放,直接规定了不同角色之间的关系,影响着角色的心理和互动行为，并体现着司法不同的价值追求。

少年司法因罪错少年需要特殊保护的共同认知而产生。在世界百年少年司法的演变中，虽然因特殊保护的着眼点或路径选择的不同，而呈现出福利、刑事、社会等不同的模式，但“儿童利益昀大化”已 经成为世界各国少年司法的共同价值追求。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加剧转型，面临犯罪控制与 人权保障激烈冲突的特殊历史时期,建构中的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既然是一种适应少年身心特点和时代要求的先进的司法制度，那么，其先进性在少年法庭的布局上也能得到充分体现。

一、刑事法庭布局的多元样式呈现

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由于深受历史背景、权力结构、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等影响，而必然呈现出 自身的特殊性，但如果从动态的角度考察构成一个诉讼不可或缺的控、辩、审三方在诉讼中的地位及其 相互关系，那么，古今中外的刑事诉讼可以概括为“弹劾式”、“纠问式”、“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和 “混合式”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诉讼模式，既从横向上反映着权力之间以及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 又从纵向上反映着审前程序与审判程序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法庭布局上也呈现出不同的样式。

(一）弹劾式诉讼模式及其庭审布局

在前国家时期，类似于今天的犯罪被看成是个人之间的事，而由当事人双方以自决的方式解决。自 国家产生以后，公共权力开始介入对犯罪的处理，并经历了一个由浅度介入到深度介入，再到适度介入的过程。弹劾式作为诉讼文明史上出现的昀早的一种诉讼模式，是由传统解决纠纷的方式演变过来 的,保留了“私力救济”的某些特征。犯罪引起的刑事冲突，仍被认为是私人之间的事，实行私人告诉制度，并遵循不告不理原则；公权代表的裁判者地位中立，作用消极；控方即为被害方，辩方就是侵害方，双方地位形式上平等，权利义务对等。与这些诉讼特征相适应，法庭布局简单，呈等腰三角：裁判者居中， 被告和被害人席位，分别在审判席左、右前方。该布局反映了法官的中立性与被动性，以及控辩双方的 平等性。同时，也揭示了在犯罪处理中仍允许当事人充分自治的特点。

(二）纠问式诉讼模式及其庭审布局

在纠问式诉讼模式下，“法官”集侦查、起诉、审判甚至执行于一身，司法权力高度集中。与此相反被告人作为追诉的对象，在诉讼中成了只承担义务不享有权利的客体，而被害人也成了类似证人的角 色，权利被严重忽视。公权的扩大及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严重萎缩，法庭成了刑讯的场所。以我国封建社会的庭审布局看，作为法官的各级行政官员高坐在堂上，嫌疑人、受害人、证人则分别在堂下跪或站着，两边则是站着手握“杀威棒”的捕快。法官可以在庭审中调查，包括采取刑讯方式获取口供，有的甚至在庭审现场就执行刑罚，充分反映了纠问式“专制”的特征。

(三）现代诉讼模式及其法庭布局

现代诉讼虽然仍有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模式之分，但由于两种模式在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方面各有优劣，纯粹的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已经不多见，两种模式相互借鉴与融合已经成为一种的趋势。 但就当今世界其他国家刑事法庭设置，仍可主要分为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刑事法庭布局，大陆法系职权主义刑事法庭布局和北欧国家刑事法庭布局三种类型。在传统当事人主义模式下，法官中立、消极听审，控辩双方平等武装，平等对抗并共同推动庭审活动的进行。以美国陪审刑事法庭布局为例，法官 席位高居于法庭正中台基之上，检察官席和被告、辩护律师席则分别位于法官席的右前方和左前方，与 法官席正好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法官席的左下侧为证人席，检察官席的右侧正中，证人席的左下侧是陪审团席。

在传统职权主义模式下，法官主动收集证据，不再是消极的裁判者，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不同于一般当事人，受害方与被告人地位平等，但控辩双方地位不平等。以德国重罪法庭布局为例，法官居中，左右分别为参审员,被害人及其律师，被告人及其律师平排位于法官的右前方和左前方，或右和左参审员席位的前方，双方证人席位则分别设在各自席位的后面。检察官席位于右边参审员席位的左下方，被害人和律师席位的左上方。

北欧国家的刑事法庭布局，类似于一个正四方形，法官席在正上方，证人席设在法官席对面，检察官与被告人及其律师席分别在法官席的右边和左边，并相对。与这种布局相似的还有“圆桌审判”。这种 法庭布局对参与庭审的各方，包括法官都予以平等看待，既凸显了诉讼的民主参与和人权保障，又营造了宽松的氛围，彰显了人文关怀。

(四）新中国诉讼模式及其法庭布局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前，法官审判前会书面审阅公诉机关移送的全部案卷材料，并主动积极调查证据，在庭中主持推动庭审的进行，是一种“超职权主义”的 诉讼模式。依据1985年5月27日两高《关于人民法院审判法庭审判台、公诉台、辩护台位置的规定》 ，审判法庭的审判区正面设审判台，高20至60公分（高度与审判法庭面积相适应）；审判台前方右左侧分设公诉台、辩护台，高度与审判台相同。公诉台、辩护台呈八字型，面对被告人；证人席置于公诉 台右下方平地上。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强化了庭审的对抗性，强调了法院的中立性和被动 性，体现了当事人主义模式的一些特征，但仍然保留着传统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一些做法，体现在法庭布局上：法官席位于法庭正中的台基之上；公诉人席位于审判席的左下方；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席与 公诉人席并列设置；辩护人席位于审判席的右下方，与公诉人席和被害人席相对；而被告人席则位于审判席正对面。刑事诉讼法修订前后庭审布局虽然有所调整，但被告人席位始终处于法官的正对面，既不能体现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也不利于辩方有效的沟通以有效地进行对抗。

二、少年法庭布局的多重因素考量

法庭布局因司法理念不同、诉讼构造不同而呈现出多种样式。不同样式的法庭布局，不仅涉及到诉讼在宏观层面的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变化，而且决定着每一个参与庭审的人员，特别是控辩审三方的角色定位，及其微观层面的角色扮演的心理和行为，并始终影响着庭审，乃至整个刑事诉讼的效果。为此，如何布局少年刑事法庭，需要综合考量以下三重因素。

(一）少年司法的价值理念

少年司法出现之前，对少年犯罪的处理，虽然已经有比照成人选择较轻的处罚的规定，但与处理成人犯罪一样，受“惩罚”理念的主导，主张根据已经实施的犯罪行为对犯罪少年进行报应性惩罚。少年司法产生之初，在“国家亲权”思想影响下，处理少年罪错在“康复”理念主导下，主张通过教育、保护等 措施，促进罪错少年健康成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具有少年特色的“康复”理念开始衰落，并导致 “责任”理念的出现。尽管责任理念，涉及到承担“刑罚”责任，还是承担“修复”受损关系责任两个不同的方向，但即使是承担刑罚责任，也并不意味着受惩罚理念主导。事实上，惩罚作为一种手段也被纳入 了“康复”的框架之内了。

有什么样少年司法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少年司法目的，也就会有什么样的司法模式和庭审方式。在 “惩罚”理念下，刑事司法是为了追求报应正义，就必须赋予揭示案件真相和公正分配刑罚责任的功能， 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的报应性刑事司法模式应运而生。如前所述，法庭布局在不同模式下，尽管存在着差异，但都服从于共同的目标。在“康复”理念下，少年司法的目的是通过教育、保护等措施使他们重 新回归健康道路，由此，关注犯罪少年回归需要的“福利模式”应运而生，体现民主、尊重、平等观念，如 “圆桌”，也就成了法庭布局的追求。在“责任”理念下，少年司法目标虽然一致，但达到目标的路径不尽相同，因此，存在“刑事模式”、“恢复性模式”的区别，而与这两种模式对应的法庭布局更是呈现出多样性。如刑事模式下，就有非正式的听证程序、正式的审判程序，他们的法庭布局是不一样的。在恢复性模式下，更是存在“圈”、“家庭成员会议”和“被害人——犯罪人会谈”等形式，自然每一种形式因参与 人员不完全相同，而布局也明显存在区别。

(二）罪错少年的身心特点

相对于成年人，少年尚处在生理发育和心理发展的特殊时期，由于生理发育与心理发展的不平衡性，一方面，他们既冲动、冒险、好奇、逆反等，又缺乏辨别是非、真假、美丑，和有效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因此更容易受到本能驱使或环境的诱惑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另一方面，他们有的不计后果，甚至残忍地实施犯罪，似乎给人十分强悍的印象，而一旦冲动以后归于平静，他们却又焦虑、恐惧，显示出较成人心理更加脆弱的一面。面对传统司法庭审方式，身心尚未成熟的罪错少年，特别是一些偶犯、初犯少年， 一方面，相对脆弱的心理容易在庭审时心生恐惧，既容易降低其辨别真假能力，从而影响庭审的顺利进 行，又容易产生新的心理创伤，从而影响其康复进程；另一方面，庭审中，被告人的角色扮演，很容易通过指控、质证等，使罪错少年形成“坏人”烙印。由对罪错的认知到对“坏人”的认同，将严重削弱其悔过自 新的动力，从而阻碍其康复的进程。

同是罪错少年，他们因成长经历不同，个性脾气不同，沾染恶习深浅不同，统一的法庭设置，一成不 变的程序设计，难以真正发挥少年法庭作为一个教育、保护的平台作用。但根据每一个罪错案件的不 同，对法庭布局和程序进行定身量做也是不现实的。由此，为了罪错少年重返健康成长之路的共同目标，不仅需要形成个别化的处分，而且需要对少年罪错案件类型化，并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设计不同的庭审布局和程序规范。

(三）庭审追求的具体目标

三、少年法庭布局的多形式设计

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加剧转型的特殊时期，整个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正由过去重打击轻保护 转向兼顾打击和保护，为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既不能延续面向过去的“小成人”司法，也不能 照搬只顾罪错少年未来需要的福利性司法，需要在充分借鉴境外少年司法经验，认真总结多年来我国少 年司法实践的得失基础上，建立以优先保护理念为指导，促进罪错少年回归健康成长之路为目的，以承 担责任修复关系为手段的恢复性少年司法。根据罪错少年罪错情况、恶习深浅、心理素质等不同，建立 以下不同类型的庭审布局，以供处理不同类型少年罪错案件之选择。

(一）“圆形桌”庭审布局

从传统恢复性司法形式“圈”，到英国传说中的卡默洛特时代的“圆桌骑士”，再到现代政治、经济领域常用的“圆桌会议”，“圆形”由于隐含着“和谐”，体现着不分上下尊卑的“平等”思想，又便于充分沟 通和深入讨论问题，因此，“圆形”布局成了协商、讨论的一种重要形式。对于少年司法来说，“圆形”布 局，不仅改变了传统纠问式庭审布局和我国现行刑事庭审布局，将被告置于受审对象地位的做法，避免了少年被告因庭审布局而引起的巨大心理压力，而且充分体现了现代诉讼的民主与人权保障的精神，彰 显了对罪错少年的人文关怀。由此，建立在“圆形桌”庭审布局基础上的“圆桌审判”，也成为少年司法的典型特征之一。

“圆形桌”庭审布局，既可直接用圆桌，也可将方桌或长方桌摆成“圆形”。参与庭审的各方，按以下顺序围绕桌子而座：“圆形桌”置于法庭国徽的正前方，法官（包括审判员和陪审员）席位在近国徽一侧圆桌边正中；法官右边按受害方(包括受害者及其支持者）、控方(包括侦查、起诉承办警察和检察官)顺序确定席位，在左边按社会调查员、被告方(包括监护人、被告人及其他支持人）的顺序安排席位，书记员的席位在法官的正对面。

“圆形桌”庭审布局只是“圆桌审判”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主要适用于以恢复性和解程序处理的罪错案件。为体现“圆桌审判”的特殊保护、教育和矫治效果，一方面，需要注意法庭环境布置，如桌子和椅子采用棕褐色以体现法庭的庄重和威严，在法官后面墙上放置法院国徽标志，在左右边墙上可张贴醒目的淡绿色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标语。另一方面，在庭审时，法官要积极营造宽松、缓和的审判氛围。

(二）“长方桌”方式

“长方桌”庭审布局，既可以是专门制作的整张的长方桌，也可以由若干桌子摆成的长方形。“长形桌”置于法庭国徽的正前方，窄小一边指向国徽，法官居中（陪审员在左右）坐在国徽正下方，法官的正对面为书记员席位,右边和左边分别为控方和辩方席位。控方按公诉人、受害人支持人、受害人及其他参与人顺序就座，辩方则按社会调查员、辩护人、少年被告人、少年被告监护人及其支持人顺序就座。安排席位时，尽量将侵害人与被害人的位子错开，避免目光直接接触可能产生的紧张、恐惧或不满、愤怒。

与圆桌庭审布局一样，在长方桌庭审布局中，法官席位与其他参与方处于同一平面，突出体现了法 官的亲和性。与圆形桌庭审布局所体现的“和谐”理念有所不同，法官与控辩双方保持等距离，彰显了 平等对待双方的公平理念。

“长方桌”庭审布局通常适用于以听证程序处理的罪错案件。这类案件或罪错事实尚存在争执，或 虽然没有争执，但涉及到羁押性保护处分、教育处分乃至监禁性的刑罚处罚，为此，“长方桌”庭审的氛 围要严肃而具有威严。

(三）“三角桌”方式

借用圆形桌、长方桌和三角桌来形象地描述处理少年罪错案件的庭审布局，它虽然能够从空间位置反映出控辩审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在庭审中的互动心理与行为，但最好的庭审布局如果不能营造相应的庭审氛围，其对诉讼参与人心理和行为的积极影响仍难以实现。为此，少年法官角色定位，以及少年司法特殊的程序规范也不可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