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术现状及北大的责任

——北京大学2017年研究生毕业典礼致辞

葛兆光

编辑按：又是一年毕业季，毕业季的固定主题少不了毕业典礼，典礼的必备仪式是毕业致辞，致辞里有毕业生代表对学校和老师的感恩鸣谢和对未来的赳赳雄心，也有校长、教师代表和校友代表对毕业生们的殷殷祝福和谆谆告诫。然而致辞中的宏大叙事，大家已经耳熟能详，毕竟时代的变化并未到今不识昨的程度；而其中的生活点滴，虽然对毕业生很有共鸣，非当事者不能感同身受，但也无非“年年岁岁花相似”，只是“岁岁年年人不同”。就校友代表的人选而言，通常都是象牙塔外功成名就的“成功人士”或冉冉升起的“业界新星”，他们要么是政界要员，要么是商业精英；要么是科学名家，要么是舆论领袖，很少有再请另一个学者的（这一点北大偶有例外），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这一点北大也不例外）。据说“书生气”终究不能太重，毕业典礼无论从客观事实上还是从社会期待上都是要“走出象牙塔”；既然校长和教师代表已经有学者身份了（然而他们这个时候只是在以校长和师长身份在行事，所谈之事与学者身份无关），那就不能再邀请学者了，不然“书生气”就爆棚了。而就祝福与告诫而言，往往更多谈及的是生活和工作，少有在毕业典礼上还谈论学术的（校长自不例外，教师代表亦然）。然而今年的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邀请的是葛兆光教授作为校友代表致辞，实属难得；葛兆光教授的致辞也可谓与众不同，也彰显了学人风范，故特转载分享给大家。稿件正文转载自“北京大学校友会”微信公众号。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77级校友，198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本科毕业，198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1986）、《道教与中国文化》（1987）、《中国思想史》（三卷本，1998，2000，2013）、《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1995，2006）、《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2011）、《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2014）等；曾获第一届“中国图书奖”（1988）、第一届“长江读书奖”（2000）、第一届Princeton Global Scholar（2009）、第三届 Paju Book Award（韓國，2014）、第26届“亚洲·太平洋”大奖（日本，2014）等。近来与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汪荣祖、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欧立德（Mark C. Elliott）等学者对“何为中国”的讨论是学界的一件大事。

北京大学的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各位领导、家长们：

今天，一个四十年前进入北大校门的老学生，能够回到母校，代表校友祝贺四十年后北大研究生毕业，我真是既高兴，又荣幸。

如今，你们也许很难体会到“北京大学”这四个字，对于当年的我们，有多重要的意义！记得四十年前的冬天，好像那天是正月十五，我在贵州苗族山区一个小县城，突然收到印着“北京大学”四个红字的牛皮纸信袋，知道那是录取通知书，我没有拆开，而是跑回家拿给母亲，母亲拆开信封刚看一眼，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她竟然会高声大笑，然后转过头去，不让我们看她泪流满面。

现在想起来真是伤感，没有办法不伤感。我母亲曾经是参加过全国群英会的模范教师，可是那个时候，她的儿子已经28岁，和你们现在博士毕业的年龄差不多，已经“辍学”十几年。从1966年初中毕业起，我在县城的街上无所事事地游荡，接着下乡插队在苗寨做过瓦，为了生计也在猫洞挖过煤，没有饭吃也在集市上卖过柴。

北大的这份录取通知书，当然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

可是，在这个典礼上，我要说的，不是我个人命运的改变，我要说的是，直到进了北大之后，我才渐渐感觉到，跨进北大之门，不仅是我个人人生的改变，进了北大，跨入学术世界，也给我们身上，压了一个沉甸甸的学术责任。

为什么？因为北大是中国一个最特殊的大学，在它的传统中，除了五四以来，提倡民主、科学、自由的精神，激发出对中国未来的那份热情之外，还有一种学术上的追求和责任，这种学术不仅要有自由和开放，也要有严谨和规范，而且更要有非常非常高的标准和理想。北大之所以是北大，是因为它聚集了中国一批最好的老师，一批最好的学生，到处卧虎藏龙，如果你不借着这个“水涨船高”的机会，在这里扩充你的知识、提升你的境界、思考你的问题，你没法在国际学界“华山论剑”。

在北大，你不仅要看第一等的论著，要做第一等的题目，而且要和第一等的学者过招，然后才能使自己成为第一等的学人。我知道，北大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确实常常给学生以荣耀和自信，但是我要说，只有北大给你的荣耀和自信，并不能成为第一等的学者。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对中国学术现状，我并不乐观，坦率地说，中国在自然科学上能造福整个人类的成果还不多，在社会科学上能被世界普遍运用的典范、理论和方法仍太少，在人文学术领域中，能引起国际广泛讨论的话题也太缺乏，甚至在“谁来解释中国”和“如何解释中国”的问题上，我们也不敢有十足的自信。在这里，我想起的是1929年历史学家陈寅恪给北大历史系毕业生题诗，其中一首诗前两句是“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意思是说，居然一批又一批的人到外国（主要是日本）去学中国史，这让陈寅恪这样有尊严的中国学者觉得羞愧欲死，他期待中国这种事事不如人的情况，能在年青一代手中改变，所以后两句说，“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在国际的学术比赛中洗雪耻辱，这是从北京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们的责任。

所以，我一直在说，好的大学不可有精英的傲慢，但要有精英的意识，好的学者不能自视为天下第一，却不能没有争天下第一的雄心。

在北大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当然会想到北大的前辈杰出学者，可是，如果历数北大前辈杰出学者，就等于要写一部中国现代学术史。我没法一一列举，在这里我只是给各位送上三个北大前辈的话。第一段话，是胡适（1891-1962）说的，“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后面这句话是说，在学术研究中，永远需要勇于怀疑的精神，靠着这种精神，你才能发现死角、看出破绽，提出超越前人的真问题；第二段话，是傅斯年（1896-1950）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没有寻找再寻找（search and research）的吃苦精神，没有扎实的知识基础，你是不能成功的，学问不能靠小聪明，因为“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第三段话，是顾颉刚（1893-1980）说的，“学问上是没有止境的，如果得到了止境就等于自己的堕落”，因为在学术研究这一行，比的常常是马拉松，而不是百米，不能坚持就没有收获，千万不要自我满足，别满足于SCI、SSCI、A&HCI的数量，把平庸的小土坡，当作“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泰山。在学问的追求上，你要知道“天外有天”。

各位研究生同学们，你们很快要走出校门了，等待你们的明天会怎么样？

我不愿意给你们一个幻觉和假象，好像从北大校门走出去，顶着北大这面招牌，就一定会前程似锦，光明灿烂。我建议你们把困难想得多一点，武侠小说里面常说一句话，叫“未料胜，先料败”，在通向未来的路上，可能还会有好多好多困难。

无论有没有围墙，无论还有多少缺陷，在研究生时代学校都像一个家，还算一个温暖的地方，在这里的几年你可以定下心来读书，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你一定还会想起学校的宿舍、学校的图书馆，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可是，现在你要离开校门了，外面的世界，虽然很精彩，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却有疾风暴雨、暗礁险滩，你不能不睁大眼睛枕戈待旦。我想，也许走出校门你们才会看到，如今这个时代还很让人困惑，无论是个人、国家还是世界，好像都处在变动之中，未来都还有些混沌不明，往前走的路还很崎岖，还需要艰难地摸索。

正是在这个时候，你们即将走出校门走向世界。走向世界？这让我想到北大另一位老前辈梁漱溟（1893-1988），整整一百年前的1918年，他父亲在对世界绝望中选择自杀，在自杀前曾经问他“这个世界会好吗？”很多年后，一个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艾恺，在编梁漱溟晚年口述时，又用这句话当作书名《这个世界会好吗》。

现在，这个问题又出现在你们面前。“这个世界会好吗”？应该由你们来回答，你们还年轻，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智慧，我真心希望，你们会给我们一个光明的答案。

谢谢。

附记：就小编狭窄的阅读量，强力推荐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为什么推荐导论？首先是因为导论讲方法论，非常具有启发性，无论是做思想史，还是制度史或者别的，无论是做中国还是外国，无论是不是做历史研究，都非常值得一读；其次则是因为小编只读过导论……最后，再推荐一本致辞文集，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的《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苏力的修辞没得说，苏力的思维怪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