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瞿同祖归來
吴景键
瞿同祖（1910年7月12日－2008年10月3日）
近日，笔者读罢瞿同祖先生《清代地方政府》一书，深深膺服。遂就去年于孔夫子旧书网上所见国家科委专家局旧藏瞿同祖档案一组草成此文，以为纪念。
瞿同祖先生在美国期间全家福
1962年4月28日，刚收到妻子赵曾玖自国内来信不久的瞿同祖坐在哥大的东亚图书馆里思绪万千。
十二年的别离，拿着信的瞿同祖“恍惚听见你低声唤我，无限惆怅”。妻子赵曾玖（佩琼）是他燕大时的同学，大家闺秀，中英文俱佳，1944年带着两个孩子与他一同赴美前往魏特夫主持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工作。然而，六年后大陆的政权更迭却使得两人不得不做出抉择——赵曾玖带着儿女先行返华，瞿同祖则独自留美继续研究。
虽然一人在美期间写出了《清代地方政府》这样的传世之作，但瞿同祖的内心无疑牵挂着国内的妻子与孩子。他关注妻子赵曾玖的身体状况，
瞿同祖致赵曾玖函
“从来信中知近来体力不如从前，牙齿脱落很多，我一直就担心这事，不知你牙还完整否？”；
担心女婿余日晖的肺病会不会传染给女儿泽礽，
“倩（即瞿泽礽）春节时与日晖小聚，我担心她或有传染可能，已告倩即去照x光检查，你夏间去京时如她尚未去检查，务盼促办，总以小心为妥”；
当然，也会因为儿子泽祁的成长而感到欣慰，
“刚儿（即瞿泽祁）就要毕业了，真是可喜。若非你教养和国家培养，怎得有今日？他已写信告我关于他恋爱的波折，我很欣赏他的态度。”
可是，身为一介书生的瞿同祖此时却对回国一事表现出几分忧虑：
“国内连年灾荒，食物缺乏，我身体有病，恐难支持。我不能生产，坐耗粮食，对国家反是一种累赘，对你及儿女也是一种负担。如我回来不能适应，你们见了也不会安心，彼此无益。”
作为折中之计，他选择先辞去美国的研究席位，前往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但中美关系恶劣，久留此地亦非所愿，所以我一直不肯接受新的研究，避免拖延下去。现在去加拿大教书的机会，经考虑之后觉得去加有若干好处。教书与研究工作不同，随时可结束，行动较为自由。”
至于未来，瞿同祖则谋画了三条道路让妻子赵曾玖选择：
“（一）我们皆渐年老，你衰弱我有病，你何不来加修养一时期，彼此互相照料。加境与美国不同，精神上不致感到痛苦，住一时期将来一同返国。
（二）如你不愿出国或因我们相别过久，彼此情形皆不明了，不愿贸然来加，明夏我们可在港见面谈谈，了解彼此实情后再决定以后计画，该怎么办便怎么办。
（三）在加有回国的方便，如你不愿来加亦不能去港，我可回来看你和儿女。”
（以上引文，来自瞿同祖致赵曾玖函，1962.4.28-29）
而在大洋的另一端，已经因为肃反被下放到中科院贵州分院教业余英语的赵曾玖显然要比瞿同祖有“政治觉悟”的多——她很清楚，所谓的“路”是只有组织才能决定的。于是，在收到瞿同祖回信后不久，她便带着信找到了中央统战部寻求组织的意见：
“（同祖）羁留迄今已十七年，亟思回国，顾虑甚多，一时不可成行。儿女和我百思不得上策，拟请你部指示方法，帮助解决，争取同祖早日返回祖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赵曾玖致李维汉，1962.8.25）
赵曾玖来访简况
然而，瞿同祖之身份在当时尚达不到被“统战”的级别。统战部办公厅遂告知赵曾玖此事应由国家科委专家局和国家侨委处理，赵氏随即去信专家局再次寻求组织的帮助：
“儿女和我，[缕]年争取他回国，用力不可谓小。但我们政策水平太低，方式方法更未讲求。曾[经]我出语冒昧，他说我伤了他海外心情的情况。我此次去港和他晤面，当然要注意含养。但我素性偏于暴躁，修养又差，深恐完不成争取他早日回国的任务。尚祈你局予我帮助与指示。”
（赵曾玖致国家科委专家局，1963.3.5）
可赵曾玖不曾料想的是，已被政治运动吓成惊弓之鸟的女儿和女婿
华侨事务委员会批示
“向专家局反映，其母赵曾玖生活爱享受，思想较落后，去香港可能争取不了她父亲回来，反而会跟她父亲去加拿大”
（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致贵州省人委侨务处函件，1963.4.12）
瞿同祖与妻子在香港见面的设想落空了。在他所设计的三条路里，组织所能接受的只有最后一条：安排他先回国探视，并利用这一机会对其政治立场展开调查。
1963年7月，思家心切的瞿同祖借道香港秘密返回大陆探亲一周，并顺便拜访了几位曾经的燕大师友。在此期间，侨委一方面热情接待了他，另一方面则秘密将瞿同祖此次回国期间的言行一一记录在案，以摸清瞿同祖的思想立场。瞿同祖显然不知道，就在其返加后不久，一份包括其各种社会关系、回国会亲反映在内的“瞿同祖情况”报告便已提交到了国家科委专家局领导手中。其中，瞿同祖与燕大和哥大的两位“反动”恩师——张东荪与魏特佛歌（即魏特夫）的关系无疑引起了组织的重点关注：
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瞿同祖情况”
“张东荪：瞿的老师（叛国犯，现扣押），1950年赵曾玖回国时，魏特佛歌曾函托张对赵给予照顾。”
“魏特佛歌：据称，原为德共中委，1933年叛党去美，十分反动，与托派搞在一起，蒋帮陶希圣是魏的朋友。”
而更为关键的是，瞿同祖归国期间在私下会面时针对“反右”的不满言论也被组织所充分掌握：
“罗隆基、许宝骙划为右派可以理解，对吴文藻、费孝通、潘光旦划为右派，百思不得其解，他认为他们都是搞学问的，不会篡夺政权的，并说看了吴、费、潘三人的文章言之有理，反驳他们的文章不见得有多大道理，如我写文章也会像他们写的一样。怀疑右派是否真认罪，而是在压力下不能不承认的，并说’为什么这些右派不跑到外国去？”
（以上引文，见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瞿同祖情况”报告，1963年9月）
瞿同祖工作登记表
“叛国犯”、“托派”、“右派”——当这样一些名词出现在“瞿同祖情况”报告里的时候，瞿氏后半生的命运其实便已多少被注定了。而另一头对此浑然不知的瞿同祖在心里所惦记的，除了尽快与家人团聚之外，却是回国后还有没有他心爱的古典音乐听：
瞿同祖致香港旅行社函
（抄件）
“又我的电唱机已坏，因此间所制与国内电压不同，想在港购买一只带回，但不知是否合于海关规定？如我过港不停留，能否托人代购委托贵社连同大件行李一并运京？”
一年后，1965年9月4日，五十五岁的瞿同祖迈过了罗湖关口，迈向了他的佩琼、倩与刚儿，也迈向了命运的另一端。
来源：http://mp.weixin.qq.com/s/uwVfi67CY47EAscmFJ7R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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