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何帆、朱苏力和贺卫方三位， 都是大众所尊重的学者; 对于知识普及化， 他们都有重大的贡献。然而， 他们对原著的误读误解， 也是事实。相比之下， 梁治平的过失要文气一点; 然而， 误读误解的事实， 却几乎是无分轩轾。而且， 影响之大， 绝对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 梁治平的生花妙笔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 明显地扭曲了伯曼的原意。伯曼已经作古，即使在他的有生之年，大概很难想象：他不经意的一句话，经过某种扭曲，触动了另一个古老文明里千百万个心弦！
1. 谁能无过?
西风东渐之后， 把西方思想论著带进华人社会， 当然是很重要的使命。然而， 误读误解在所难免， 先举几个明显的例子， 以见其余， 并且作为下文的背景。
首先，《Charles Dickens as a Legal Historian》这本书， 译者何帆把书名译为《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1]。然而， 狄更斯早年辍学， 在社会底层挣扎多年; 耳闻目见化而为文， 笔下有《块肉余生记》、《双城记》等巨作; 他是一位小说家、文豪， 和学院相隔十万九千里、或更远， 而绝对不是一位「法律史学家」。比较正确的译名， 是《视狄更斯为法律史学家》――由法律史的角度， 阐释狄更斯的作品(view Dickens as a legal historian)。
其次， 法学重镇波斯纳的力作《The Problematics of Moral and Legal Theory》， 朱苏力教授译为《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2]。然而， 作者不是提出问题， 而是指出道德哲学和法学理论的根本问题， 而且提出完整的分析;\"Problematics\"的意义和数学(mathematics)一样， 是指「问题的结构」。因此， 根据书中的内容， 较好的书名是《解构道德哲学和法学理论的根本问题》。再其次， 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一段话：“peace, easy taxes, and a tolerabl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 贺卫方教授引述为「有包容性的司法」。然而， 斯密的原意是指：「只要不打仗， 轻税， 和『可堪忍受』的司法， 民众就可以各得其所、自求多福」。可堪负荷(\"tolerable\")的主体， 是一般老百姓; 有包容性(\"tolerant\")的主体， 是政府和公权力。因此， 翻译成「有包容性的司法」， 前后意义不连贯， 也扭曲了斯密的原意 -- 谋杀了英文！
何帆、朱苏力和贺卫方三位， 都是大众所尊重的学者; 对于知识普及化， 他们都有重大的贡献。然而， 他们对原著的误读误解， 也是事实。何况， 孰能无过。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斯蒂格勒(G. Stigler, 1911-1991)尝言：「有人曾说， 学养可观的人， 也可能犯可观的错误。马歇尔不是例外！」(It has been said that highly educated persons can be highly mistaken. Marshall was no refutation.”) 马歇尔， 是奠定当代经济学基础的大家; 连经济史上的大家都曾犯严重错误， 我辈又有何德何能从来无过。
而且， 斯蒂格勒的言下之意， 是最好先成为「学养可观」的人， 才有条件犯下「可观的错误」。一般人只有犯小错小过的条件， 连台面都上不了， 何足道哉！ 因此， 何朱贺三位饱学之士， 可能要深自检讨， 所犯的错失是否可观、够分量
2. 无心之过？
和何朱贺三位的误读误解相比， 梁治平的无心之过要更文气一点; 然而， 误读误解的事实， 却是无分轩轾。而且， 影响之大， 绝对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这句话的由来，是美国著名的法律学者， 哈罗伯尔曼（Harold J. Berman,1918-2007）。出处，是他1971年在波士顿大学的演讲; 讲辞后来辑为一本小书，1974年出版[4]。中文译本《法律与宗教》， 1991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发行，译者是梁治平[5]。
根据Google的搜寻，「法律必须被信仰， …」这一项，有近950万条资料[6]。而且，有篇文章表示，这是中国大陆法学界最著名的一句话。可是，伯尔曼真是这么说的吗？根据原文，他的说法是”Law has to be believed in, or it will not work”，中文译文是「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两相对照，颇有趣味。由字面上看，伯曼的意思只是：人们要相信法律，否则法律发挥不了作用。然而，在译者的生花妙笔之下，中文译本添加了不少额外的涵义。
就英文而言，伯尔曼的这句话其实很平常普通，毫不起眼；这句话的背景，要更为重要。当他发表演说时，正是美国社会处于极端动荡的状态。一方面深陷越战；一方面有反战、反社会、反体制的各种运动。大学校园里游行示威，嬉皮各地串联，反文化大行其道。而且，不但宗教力量式微，法律这道防线也岌岌可危，濒于崩解。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对法律秩序抱着嘲讽讪笑的态度。在这种背景之下，伯尔曼忧心忡忡；他苦口婆心，希望挽救体制于既倾。因此，「人们要相信法律，否则法律发挥不了作用」，平实地反应了当时的情境，也透露出伯尔曼心中的忧虑。他要求的对象，不是主政者，而是一般社会大众。
在另外一个层次上，对于法律和宗教，伯尔曼长期关注，也论著颇丰[7]。他强调，在西方文明里，有很长一段时间，至少有几个世纪之久，法律和宗教几乎是合而为一。宗教的戒律，主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具体的法律中，也隐含着宗教对于「善」和「公义」等价值的追求。可是，19世纪以降，宗教和法律似乎逐渐分道扬镳；特别是，美国开国以来，标榜政教分离，宗教的影响力迥异于从前。伯尔曼像是法学界的传教士，念兹在兹，希望能补缀和重砌法律与宗教之间的连结。
然而，中文译本把法律和信仰放在一起，却令人困惑。1991年中文本问世时，大陆刚刚改革开放不久；思想上几乎是真空，对外来的知识求知若渴。不起眼的序文，经过中文的巧妙转换，成了带有哲学意味、又隐含想象空间的词汇──「法律必须被信仰」。而这正是曲折所在：西方文明里，宗教和法律密不可分；在华人文化里，却并没有这种传统。华人文化里法律和政治紧密结合，法律和宗教却几乎是各行其是的两个体系。既没有宗教的传统，而希望「法律必须被信仰」，即便不是缘木求鱼，也相去不远。
因此，大陆法学界的广泛反应，与其说是呼应伯尔曼，不如说是反应了某种普遍存在的「幽微意识」。文化大革命十年，四人帮呼风唤雨，红卫兵打砸抢烧，社会法纪荡然无存；改革开放让社会重新起步，民众希冀有基本的法治。而且，是合于公义的法治，能得到民众的支持。「法律必须被信仰」想表达的，或许是「法律必须能被民众所相信」！呼吁的对象，不是一般民众，而是执政者。这种解读，似乎更符合历史经验和社会现实。
伯尔曼已经作古，即使在他的有生之年，大概也很难想象：他不经意的一句话，经过某种扭曲，触动了另一个古老文明里千百万个心弦！
3. 结论
梁治平的生花妙笔， 明显地扭曲了伯尔曼的原意。我曾当面向梁治平教授请教， 他也客气地自谦： 译文确实稍过原文！笔墨官司， 养分有限。但是， 至少有两点值得提出： 首先， 译书时， 如果梁治平福至心灵， 化平凡为神奇， 当然是无心之过， 无心插柳。其他学子穿凿附会， 不加深思， 是指鹿为马、众口铄金而已。其次， 如果译文真的反映了、译者对法律的认知或期望， 问题就要严重得多。当然， 对法学如何有平实深入的认知， 是个大哉问， 有待来者。
伯尔曼的一段话， 倒是可以参考： 当小童说：「她先打我」，这是《刑法》；当他说：「你答应我的」，这是《契约法》；当他说：「玩具是我的」，这是《财产法》；当他说：「妈妈说我可以」，这就是《宪法》。[8]就文字来说， 要把这段话读对， 应该很容易！ 就内含来说， 要把这段话读对， 倒是要有可观的学养。-- 他年过80接受访问时，自言从小就学法律，这些就是他举的例子。
伯尔曼的说法，是半开玩笑的认真，是著作等身宿儒的智慧结晶，也是真佛只讲家常话的典范！
续貂：本文的背景， 值得一记。齐白石书画印刻展， 是由澳门文化中心举办; 澳门庆祝回归十五年， 中央美术院出借展出。齐白石工笔画昆虫， 极其细致， 丝丝入扣; 但是， 放手作画， 挥洒自如， 从心所欲。我得到的启示： 以后为文， 尽可能从心所欲， 放开手来！--当晚动笔， 一气呵成， 草就本文。
参考文献
Berman, Harold
Joseph, The Interaction of Law and Religion, London: S.C.M. Press, 1974.
Berman, Harold
Joseph,“The Religious Foundations
of Western Law”, Catholic University Law
Review, 24(3): 490-508, 1974.
Berman, Harold
Joseph,“Interaction of Law and
Religion, The Symposium: The Secularization of the Law”, Mercer Law Review, 31(2): 405-421, 1979.
Berman, Harold
Joseph,“Religion and Law: The
First Amend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mory Law
Journal, 35(4): 777-794, 1986.
Berman, Harold
Joseph,“Religious Sources of
General Contract Law: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olloquium on Law and
Religion in the First Year Curriculum-A Loyola Law School Colloquium”, Journal of Law and Religion, 4(1): 103-125, 1986.
Berman, Harold
Joseph, Faith and Order: The Reconciliation of Law and Religion, Cambridge:
Scholars Press, 1993.
* 乔岳，孙广振，兰荣杰和刘承礼对初稿的批评指教，作者深深感谢。文中所有的观点和内容，作者当负全责。对相关资料的搜寻， 研究助理冯姣贡献良多。
** 熊秉元， 浙江大学「千人计划」特聘教授， 法律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注 释
[1] 参见[英]霍尔兹沃斯着，何帆译：《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
[2] 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着，苏力译：《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 对于最后这句话， 看过初稿的几位学友表示： 似乎有点对人不对事， 删了最好。然而， 这句话有很多种解读的方式， 其中之一是学友甲的回应：“Only serious scholars afford serious scholarly criticisms.”勉强翻成中文：「真正的学者， 才受得了真正的批评！」呼应斯蒂格勒的说法， 也有文字游戏的情趣。另一种解读， 是学友乙：「这是对三位学者的调侃之辞， 表示他们犯的错还太小。依他们的学养， 应该犯更严重的过失才对！」又是文字游戏。可见得， 这句话的真意， 不是「批评」这三位学者; 也可见得， 要读对文字， 确实不是简单的事――如本文题目！
[5] 参见[美]伯尔曼着，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
[6] 搜索日期，2014年5月10日。
[7] 相关的论述，可以参见Berman ,Harold, Joseph, Faith and Order: The Reconciliation of Law and Religion, Cambridge: Scholars Press,1993; Berman ,Harold, Joseph, “Religion and Law: The First Amend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mory Law Journal,35(4):777-794,1986; Berman ,Harold, Joseph, “Interaction of Law and Religion, The Symposium: The Secularization of the Law”, Mercer Law Review, 31(2):405-421,1979; Berman ,Harold, Joseph, “Religious Sources of General Contract Law: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olloquium on Law and Religion in the First Year Curriculum-A Loyola Law School Colloquium”, Journal of Law and Religion,4(1):103-125,1986; Berman ,Harold, Joseph, “The Religious Foundations of Western Law”, Catholic University Law Review,24(3):490-508,1974.
[8] 参见McGinnis, John, O., “Harold Berman’s Revolution in Western Legal Thought, Part I”, available at http://www.libertylawsite.org/2012/05/30/harold-bermans-revolution-in-western-legal-thought-part-i/ (landed: 201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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