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宗锦、何海波、董彦斌评“把书读对”事件

作者/编者：仝宗锦等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等
创作年代：2015
出处/来源：中国法律评论微信平台
学科分类：法律文献学
文献语种：

摘要

熊秉元教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把书读对》一文指出了何帆、苏力、贺卫方和梁治平四位学者在翻译上的问题，贺卫方教授进行了回应，仝宗锦、何海波和董彦斌三位学者也进行了评论。

关键词： 学术批评 读书 翻译 何帆 苏力 贺卫方 梁治平 熊秉元

正文

仝宗锦（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译事艰难，学术批评当然也十分有益。不过熊教授将 peace, easy taxes, and a tolerabl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翻成“不打仗，轻税，可堪忍受的司法”似乎仍有不妥。其中贺老师用麦克法兰的论述已经分析了轻税一词的翻译。其实另外两个词语仍有问题，peace不应翻成不打仗，其实就是和平，因为抢劫偷盗横行，基本公共秩序无法维持，当然也可能是不打仗，但这显然排除在peace之外。关于tolerable的翻译，“可堪忍受”一词这是从司法的消费者角度或者说民众的主观角度去翻译，但似乎忽视了斯密在这个地方可能对司法蕴涵的客观标准的强调。tolerable在英文含义上还有“过得去的”、“尚可”这样的词义，我觉得这个解释比“可堪忍受的”更为准确。其实斯密的原文是试图论述政府最低限度的功能，几个要素其实就是维持公共秩序，尚可的税收制度（此处可以和法国对比，有人认为英国的税负其实比同期法国更重，因此也不能翻成轻税），以及尚可的还较为公正的司法制度。



我也觉得《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这个原译好于熊教授的《视狄更斯为法律史学家》，一个原因是前者更符合原文文法，第二个原因是前者更有趣，可以让人有读书名先诧异后读内容又恍然的感觉，后者从文法、意味上都不如前者。不得不说，熊先生的这篇批评文章，尤其是“把书读对”这个题目太傲慢了。



何海波（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我觉得何帆的译法挺好的，熊秉元的意见不可取。翻译的事，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译出来的不是中国话。



董彦斌（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对熊秉元《把书读对——何帆、苏力、贺卫方和梁治平对原著的误读》一文的四点看法：


（1）“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我读此语二十年，从前极不认同，今觉得错了更好。是的，信仰指向宗教，但若说“宗教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那不是废话吗？梁治平提炼出“法律信仰”的翻译，乃是一种创造，提升了法律的层次，形成振聋发聩的效果，这在国族刚走出法律严重边缘化的低谷之时，意义不容低估。这不是翻译上的“信”的要求所能比拟的。梁译优于伯著，梁译在中国的影响力远大于伯的著作在美国的影响力。这是事实。虽然我本人从不使用“法律信仰”的表达，但我目前不仅不反对这个概念，而且乐见其兴。更重要的是，关于梁治平译为“法律信仰”是否合适的问题，已经讨论二十年了，熊不应无视已有的诸多讨论成果啊。不能显得他像意大利人发明了雨伞一样发现“新”问题吧？


（2）何帆译“作为法律史学家的某某某”，这句话本身不是问题啊。例如，鲁迅不是职业美术家，但他在美术上的贡献很大，造诣很深，若我们说“作为美术家的鲁迅”，不亦可乎？


（3）关于贺卫方老师被熊秉元先生批评的问题：贺提到原话来自斯密的一个演讲，熊则说这段话来自《国富论》，经我简单查找，这段话出处还未确切找到（抱歉我之前不知道这句话的确切出处），但应不是熊所称《国富论》（如果我错了，先预道一声歉）。关于司法前面那个定语，坊间译法多种，贺尝试做自己的译法？有何不可？何况，贺引用这句话，乃是用于为熊的著作作序（贺的文章名：熊写书，鹤作序——熊秉元《正义的成本》序），反而被熊抓住当成案例，熊的行为合适否？


（4）关于苏力翻译problematics这个词，翻译成“疑问”错了吗？可能有点平淡，但肯定没错，熊翻译成“解构”，恐怕太猛了吧？我就想问，除了熊这一次，中文世界什么时候把problematics翻译成“解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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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本文转载自中国法律评论微信公众号，重新排版时对个别地方进行了一些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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