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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适用有时会出现争议，而这种争议可分为不同类型：第一，出现两个以上彼此独立的法条的适用主张；第二，单一法条是否应适用；第三，单一法条如何解释为宜；第四，某法条和其他法条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本文集中讨论“出现两个以上彼此独立的法条的适用主张”，并将其称为多元法条主义。
不同类型的争议，其间可能存在关联，如“出现两个以上彼此独立的法条的适用主张”可能涉及单一法条是否应适用，或可能涉及单一法条如何解释为宜，或可能涉及某法条和其他法条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而其他类型争议，亦或许彼此交织，但“出现两个以上彼此独立的法条的适用主张”或称多元法条主义，可跃然呈现。同时，其他类型的争议反之有时可能并不与其关联，如“单一法条是否应适用”的争论有时可能不涉及“出现两个以上彼此独立的法条的适用主张”，“单一法条如何解释为宜”的争论亦有时可能与其无关联，“某法条和其他法条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像法条竞合中的吸收关系问题）有时同样如此。故对多元法条主义能集中讨论。
法律实践中，多元法条主义常见且人们已熟悉。其会出现在具体案件中，如屡被热议的2001年四川泸州张学英继承案，之中有主张适用继承法遗赠条文的，有主张适用民法通则尊重社会公德条文的，再如屡被争论的2006年广东广州许霆盗窃案，之中有认为单独适用盗窃罪条文的，有认为需结合刑法第63条（案情特殊并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减轻处罚）并用盗窃罪条文的，还有认为适用民法通则不当得利条文的。多元法条主义，另会出现于法条含义的一般理解，如屡被关注的刑法修正案（八）的危险驾驶罪，其中醉驾，是否应结合刑法总则“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不大”条文，对案定性。通常看，这种主义在具体案件者为多，而即使出现于法条含义的一般理解，亦总和现实或预想的具体案件及纠纷存在关联。
一种现象在多元法条主义中明显可见，即参加争论者总认为自己的主张正确并运用各种论证资源以辅之。如张学英案，有人主张适用遗赠条文才正确并提出了理由，有人主张适用民法通则尊重社会公德条文才正确并加以论证；同样，对许霆案，有人认为仅适用盗窃罪条文才是准确，且提出了理由，有人则认为结合刑法第63条特别规定以适用盗窃罪的条文方为无误，且提出了论证，另有人提出适用民法通则的不当得利条文乃更适宜，并辅以推论。而对醉驾问题，有人主张仅适用刑法修正案（八）危险驾驶罪的条文才属恰当，且以理由阐明，有人主张另需结合刑法总则“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条文以适用才更全面，并论证为何如此。
这种现象，意味着参加争论者提出的观点及论证，或粗略或精致，或经验或理论，但不影响分歧和相互辩驳，换言之，无论采取解决实践问题的参与视角，还是采取仅提评论的旁观视角，参加争论者即使觉得任何他者可能存有些许理由，依然总会坚持自己的主张，且试图化解、“战胜”他者。进一步，任何否定他者的亦会被他者否定。其中，存在法律市场的竞争性。同时，这种现象一般而言不会轻易结束。上述张学英案和许霆案，直至现在，学者仍反复研讨且相互批评，并主张自我，甚至民间若再提及亦会类似，而醉驾入刑究竟应如何理解的问题，不论学界还是民间，还在澄清分辨并固持己见。当然，某些条件下，多元法条主义多因权力（在此不包含立法权力）的决定，偶因意见略显趋同，或因人们的视线转移及暂时遗忘而平静，但总体看，平静也常是搁置而非结束，因为，总会出现“余音缭绕”，除非出现立法式决定的制度化解，如立法机关重新制定、修订、废止、说明，或如中国立法机关授权的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此现象中，存在时间的持续性。
依此，可将多元法条主义的主要特征概括为：其一，没有内在的元素使之消失；其二，越从这种主义内部介入，试图说理论证解决统一问题，则越可能增加其竞争性和持续性；其三，这种主义内部一种权威的宣称（只有我是“正确”的）反易导致内部其他权威的自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