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周边”概念的提出，首先是基于地理方位，即与中国接壤或地理上邻近的国家和区域。中国陆地、海洋边界漫长，陆海邻国20个，分布在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和南亚等传统地理分区。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周边地区复杂、脆弱，充满不确定性。当前，中国周边环境正出现复杂而深刻的改变，使中国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包括周边国家对华疑虑增加与域外大国介入加深的重合、中国自我认知与周边对华认知的错位、海上安全挑战与陆上安全问题的并发、亚洲地区多边架构和倡议的竞争、边疆发展滞后与周边环境恶化的联动等。从地缘经济角度看，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地区却是当今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地带和增长主要拉动力量。在世界经济版图中，东亚地区与北美、欧洲经济圈三足鼎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重心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迅速发展的经济支撑着双边贸易高速增长，随着国际经贸和全球治理规则进入新一轮重塑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纷纷启动包括自贸区谈判、多边开发银行、区域金融安全网等公共产品和机制建设，为经贸领域合作深化和一体化进程提供制度支撑。综合地缘政经因素考量，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正成为新时期加强彼此政治、经济、外交与战略对话，增信释疑，化解分歧矛盾的重要路径和手段，是我经略周边，营造和平稳定周边环境的必然选择。
一、我国与周边国家经贸往来现状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国际贸易持续低迷，中国外贸增长步伐也显著放缓，2015年度中国外贸同比下降7%，为六年来首度负增长。在此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发展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
其一，周边贸易在中国整体外贸构成中的地位有所回升。周边贸易比重在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后达到高峰，2000年占比达到36.6%，但此后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平缓下滑过程，2013年一度降至30.7%。但自2014年起，周边贸易在中国整体外贸中的比重重拾升势，重要性有所上升。
其二，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的总体收支状况有所改善。周边国家一直是中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2011年曾达到1080亿美元的高峰。但从2013年起，中国对周边国家总体贸易收支由入超转为出超，2015年更是达到818.8亿美元。
其三，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分化加速。日本、韩国和东南亚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在周边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与这三者的贸易规模在21世纪初占到周边总体的90%以上。近年来这一趋势出现了新的变化，东南亚、南亚地区的贸易地位加速上升，而东北亚地区则出现显著下降。
这些变化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晴雨表的最直接反映。作为主要贸易伙伴，中国经济放缓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显露无疑。中国对大宗商品和原材料进口减少，直接影响了与周边资源出口国的贸易水平。2015年，中国与俄罗斯、蒙古、缅甸、老挝和中亚地区贸易规模跌幅均在20%以上。与此同时，中国周边地区作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地带，不少国家仍保持良好的经济韧性和活跃程度。中国对部分周边国家和地区出口如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越南等仍保持着较快增长，而这些国家在全球复苏迟缓的大背景下都有着不俗的经济表现。中国对东南亚出口的迅速增长和对日本、韩国的贸易萎靡表明，制度安排对推动区域贸易增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结果的出现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快速发展和以中日韩自贸区为代表的东亚经贸合作一体化相对滞后不无关系。
在投资领域，周边对我投资和我对周边的投资出现失衡。在国际竞争激烈、成本压力上升以及发展方式转变的大背景下，中国国内正在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推进，产业转移成为必然趋势。与中国相比，大部分周边国家尤其是陆上邻国与中国发展尚存在一定差距，有着强烈的工业化需求，向周边国家转移正成为最可能的路径。
周边国家也是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的传统市场。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周边国家的响应，对外工程合作正迎来崭新局面，高速铁路建设逐渐成为一张“新名片”。
二、新时期周边经贸合作的特点
随着中国对外经济战略布局的逐渐展开，周边经贸合作正呈现几个新特点：一是以“一带一路”为载体，顶层设计色彩鲜明，推动周边经贸合作向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合作、国际产能合作等传统高难领域发展；二是机制建设理念凸显，致力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加快铺设自贸网络和升级既有安排；三是人民币国际化在周边地区获快速推动，成为亚洲第一支付货币；四是跨境电商等新型商业模式发展迅速，地方政府态度积极。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等逐步成为外贸发展的新热点。借助跨境电商平台促进经贸合作，正成为周边国家和我毗邻地方政府愈加重视的合作方向。广西、云南、新疆、吉林等省份在促进区域经贸合作、配合“一带一路”出台的规划中都将此提上日程。
三、存在的风险
尽管近年来周边经贸合作迅速展开、成果喜人，但仍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外部不确定性风险高涨，冲击周边经贸合作。一方面，整体经济环境难有起色，周边不少国家陷入增速下滑、结构性问题凸显的困境。宏观经济不稳定导致金融体系脆弱性加大，不利于周边经贸合作的推进。另一方面，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等“黑天鹅事件”频发，国际政经格局充满变数，进一步推升了周边环境蒙受不确定性冲击的风险，加剧了周边国家政府在推动既定合作安排时的观望心理和保守态度；二是国家风险。周边多数国家政治制度发育不太成熟，国内政治斗争激烈，国家信用堪忧，政府换届或内部博弈往往使不少已商谈好的合作项目面临夭折流产和重大损失的风险；三是当前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存在领土争端，加之历史和文化因素，周边国家对华战略疑虑始终存在。域内外大国趁机鼓噪“中国威胁”插手地区事务，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进行搅局。其他风险也需要关注，比如：中国周边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存在不同的政治体制、法律体系、民族宗教和社会文化，对外资的开放度也不尽相同；不少国家存在国内法制不健全、安全形势堪忧、社会稳定性差等问题，是当前中国资本、项目和人员走出去面临的重要风险。
四、政策建议
（一）加强政治互信，化解经贸合作政策障碍。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仍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周边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在道路、铁路、港口、电站、洁净水、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健康与教育等领域有着较大资金需求，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大量机遇。对此，处理好同周边关系，将新时期周边外交理念落在实处成为中国推进周边经贸合作的当务之急。秉承“亲、诚、惠、容”的思路，中国一方面要继续推动经贸合作来促进政治互信，另一方面要正视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政治、外交、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采取措施化解周边对中国战略疑虑，做到“睦邻、安邻、富邻”。
（二）推进区域经济整合向纵深发展。面对特朗普总统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中国可抓住有利时机，着力推动相对滞后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以此为基础推动以东盟为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尽快达成，并加快与周边国家就区域经济预警机制、金融安全网等重要基础设施构建上的合作，促进共同的经济安全和经济繁荣。同时，中国可在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级谈判成功后，考虑与泰国、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签订更为深入的双边自贸协定，密切双边经贸关系。另一方面，不要忽视“西向”。中国应继续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并针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努力加强与南亚地区的经贸联系。同时，进一步向“大周边”拓展，推动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自贸协定谈判，巩固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总而言之，中国应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政策协调，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向更合理、更公正的方向改革。
（三）创新合作模式寻求共赢。一方面，中国可积极寻求与周边国家共同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与周边不少国家都有发达的出口导向型产业，是欧美贸易保护的共同受害者。对此，宜利用区域合作机制加强贸易政策沟通，避免以邻为壑相互伤害，协调统一立场应对国际贸易领域不利变化；另一方面，努力消弭国际舆论恶意炒作，以加强合作代替相互竞争。比如：近年来中日在争夺海外高铁订单方面的竞争遭到热炒，但实质上两国在这一产业链上各有分工，中国擅长承包高铁建设，而日本强项在于出口机车，两国完全可以实现共同合作竞标以避免相互压价导致无利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