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国际经贸在线
7月6号如期而至。中美之间今后的经贸竞争将以何种方式进行，严峻的问题摆在面前。我的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最担心的不是美国500亿以至5000亿产品关税的打击，这些关税虽然对中美经贸关系是极大的伤害，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面对美国的蛮横行为，反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对美国反制的必要性，放弃了既定的开放计划。
有同学问我，刚刚公布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会不会落地。我认为，已经公布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应该积极落实。把投资赶回美国可能正是一部分美国政客所希望的结果。扩大投资准入，积极吸引各国投资来华本身是应对贸易战的重要措施。在这个困难时刻，能够坚持和中国在一起的外资今后也必然会从中国市场的成长中获得重大利益。
应对贸易战另一个根本的方式是改革的深化，而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公平竞争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无论是国企做大做强，还是发展壮大民营经济，还是积极吸引外资，根本的关键是政府如何保证各类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让企业在借贷融资、上市、监管等各方面都能够得到公平对待。面对贸易战的冲击，许多民营企业将面临生死存亡的压力。我们呼吁社会各界要关心这些在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企业。
一般来说，美国对华政策主张有遏制（containment）和接触（engagement）之分，而本世纪以来实际形成的政策路线是一种规则锁定的思路，有一位资深贸易专家将其简称为规锁（confinement）。本世纪以来，美国对中国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尝试。
然而，规则锁定的想法也未尝不是中国对美国的想法，正是因为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才摆脱了美国每年一次的最惠国待遇审查，用规则锁定了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即美国所说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不幸的是，这把锁今天松动脱锁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各传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经济的转型是九十年代初期以来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1995年世贸组织的成功诞生是本轮全球化的最大成就。但是，这一轮全球化开始的时候，发达国家占优势的信息技术产品贸易高度自由化，但发展中国家占比较优势的纺织品农产品等领域的高壁垒和高扭曲得以维持；WTO推动了金融电信等领域的开放但维持了自然人流动服务形式的高壁垒。出于对发展中国家某种意义的补偿以及基于吸引其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希望，2001年多哈回合被命名为多哈发展回合，以促进发展为其主旨。多哈议程开始不久，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迅速崛起，发达国家日益感到促进发展的议程已经不是当务之急，对发展中大国的警惕是发达国家坚持要撕毁多哈谈判议程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8年以后，美国开始期望以大型区域谈判重新设计规则，这套规则的初衷仍然是在设计好之后请中国进入并接受。然而，奥巴马八年的努力实际上以失败告终。特朗普采用了“建设性对抗”的新方法。表面上看，特朗普周围的官员是交易派与结构派的意见分歧。但在深层，特朗普面临着到底是采用“规锁”还是“脱钩”的方法来应对中国的崛起，如果最终无法实现规则锁定，特朗普就采用“脱钩”的方式，这不仅仅是贸易上一定程度的脱轨，而且是规则的脱钩，互相不受国际规则的制约。脱钩必然伴随遏制。
一位美国专家曾经对我们说，华盛顿的智库在考虑中国经济体量是美国两倍的时候如何处理中美经贸关系。实际上，美国做这种战略抉择的时间窗口期确实不多了。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其政策具有高度的外溢性。中国不仅提出了打造全面开放新格局，更是提出了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意味着需要建设共同的经济竞争规则。在此多边贸易体制生死存亡之际，中国需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就在前不久，我看到中国与欧盟建立讨论改革世贸组织的联合工作小组的报道。我想，这是一种积极的姿态。中国推动世贸组织改革、愿意积极参加新规则的谈判。我认为无论是产业补贴规则还是国企竞争规则，中国都应该积极地与其他国家展开对话，推进讨论与谈判。即使是美国要与中国脱钩，中国也应该积极与其他国家讨论相关规则。只要规则是透明和明确的，要相信中国企业能够在明确规则基础上开展全球竞争。
一方面，我们要坚决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另一方面，坚持扩大开放、坚持深化改革、积极开展双边区域和多边的经贸谈判、积极推动新规则的建设是我们应对贸易战的根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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